40年·人物 | 龚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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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变化 发展
龚坤余
龚坤余，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匈牙利语专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东欧语系（现更名为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龚坤余教授桃李满天下，前后共培养了10届、近200名匈语毕业生，他们大多活跃在外交、经贸、文化、新闻、教育、科研等领域。龚坤余教授著作颇丰，目前匈语专业所使用的教材几乎都是他编写的。
1961年，我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匈牙利语专业学习，196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从教42年。我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届匈牙利语专业的学生，亲眼见证了匈语专业的创建、变化与发展的历程，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匈牙利语专业创建于1961年。当时，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反帝反殖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我国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当时就指示，在与亚非拉人民的交往中，为了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一定要重视他们的语言，要抓紧培养掌握这些国家语言的人才。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北外于1961年创建了匈牙利语专业。非通用语种虽小，但它在国际交流、经贸往来、信息传递、对外宣传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情感的交流方面，直接使用对象国语言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匈语专业创建时，条件极其艰苦，上级从外交部调入我校一名干部，她就是匈语专业的创始人贾淑敏老师。建立一个新专业，谈何容易。贾老师面对的现实是：图书资料缺乏，课本词典没有，教学经验谈不上。然而她凭着一颗火热的心，硬是撑起了匈语教研室的这块牌子。教材没有，自编；打字员没有，自打；教学经验没有，摸索。上课、辅导、批改作业、编写教材、与学生谈心，所有与教学和育人有关的工作全由她一人承担，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然而，贾老师从不叫苦叫累，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为日后匈语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届匈牙利语专业师生
1961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匈语专业学生，在北外开始了为期5年的大学生活。班上15名学生，大多是农家子弟，生活艰苦朴素，但勤奋好学。入学时，刚好赶上国家的困难时期，部分同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因，享受到最高的甲等助学金，即每月12.5元的生活费补助，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这么多，大家都很知足。当时的学习条件没法与现在相比，每天，我们手中拿的是油印讲义，课堂上，除了老师的一支粉笔外，没有任何现代化教学设备。课后，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业余生活，最奢侈、最期待的是每周六晚上在五号宿舍楼前的广场上花五分钱看一场露天电影，而且自己还要搬宿舍里的方凳子，早早去操场占个有利地方。生活条件虽然差，但同学们学习的热情却非常高，图书馆、阅览室、大教室是同学们最熟悉、最留恋的地方，无论是上自习，还是节假日，同学们都在苦读。每天清晨，起床铃声一响，就准时起床出操。洗漱后，朗朗的读书声汇成悦耳的交响曲。晚饭后，就去图书馆或大教室上自习。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届匈语专业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写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勤奋努力，国内培养的第一批匈语专业毕业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第一届匈牙利语专业部分学生
1971年，15名匈语专业的“工农兵”学员来到“五七干校”，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这批工农兵学员，或是从下乡插队的知青中挑选的，或是从部队中选拔的，他们大都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但就文化水平而言，参差不齐，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个别同学只有高小文化程度，这给教学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老师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满腔的热情，采取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同时，加强个别辅导，使多数同学逐步跟上教学进度。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老师们深深感到，旧有的一套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需要作适当调整。如何高质量培养匈语人才，满足社会对匈语人才新的要求，这个问题摆在了老师们的面前。仅仅停留在语言学习、停留在国内培养，局限性很大，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因此，我们开始在课堂上适当增加外交、经贸、文化、国情等方面的知识，尽可能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努力争取让同学们在校期间到对象国学习一到两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1986年，84级匈语班全体14名同学赴匈牙利佩奇大学学习，同时有一名老师随行，这是匈语专业学生历史上第一次走出国门。开门办学，国内外双向培养，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小语种来说，是极其难得的机会，这里，特别要感谢学校对小语种人才培养的重视，感谢留学基金委对小语种专业发展的支持，更要感谢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经过老师和匈牙利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从课程设置、学习安排，到参观访问、生活细节等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经过两年的学习，同学们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语言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对匈牙利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习俗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们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以后，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国内外双向培养的模式，一直沿续至今。
第一届赴匈牙利佩奇大学学习的部分学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对外交流的日益发展，社会对匈语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按照惯例，匈语专业每隔四年招生一次，但从1992年起，逐渐扩大招生计划，由每隔四年招生一次改为每隔两年招生一次。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对匈语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在中匈两国政府的推动下，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陆续来到匈牙利投资设厂，第一批进入匈牙利的企业有中国银行、中兴和华为，而中国银行布达佩斯分行的第一任行长就是匈语专业91届的毕业生。后来，海信、TCL、创维、联想、万华等企业也相继进入匈牙利，不少企业都有匈语毕业生在工作。2015年，匈牙利成为第一个确认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在“一带一路”的版图上，匈牙利地处中欧，其辐射作用日益增强。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匈牙利的“向东方开放”政策对接，两国在经贸、基建、农业、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对匈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现在，除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匈语专业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一些高校也陆续开设了匈语专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匈语专业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国家的强盛为匈语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如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成立了匈牙利研究中心，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两个中心的建立，必将为中国与匈牙利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师、教材和教学方法是教学的三大主要因素，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好的教师，编不出好的教材，培养不出好的学生；没有好的教材，学不到真正的知识；没有好的教学方法，达不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在这三大因素中，教师的因素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起主导作用的。教材是教学大纲的直接体现，是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托，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教学方法是传授知识的重要手段，是提高教学质量重要保证，先进的教学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革开放前，匈语教学没有正式的出版教材，全都是油印的。专业创始阶段，基本上是随时编，随时印，随时发给学生，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很难得到保证，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有诸多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后，学校高度重视小语种的发展，特别强调支持小语种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在外研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编写了《匈牙利语》 1—4册，并于1988年正式出版，从而结束了匈语教学长期没有正式出版教材的历史。当然，初次编写的教材，无论在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上，还是在编排上、内容上、难易程度的把握上，有诸多不足与缺憾，但毕竟这是匈语教材史上的开创，此教材还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想到这里，我感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能为匈语教学提供更好的条件而感到无比的欣慰。
编写的教材
在其后的十多年里，在学校和外研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又先后编写出版了匈语的配套教材，有《匈牙利语语法》、《匈汉会话手册》、《匈牙利语应用文》、《匈汉汉匈翻译教程》等，这些教材的出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得益于学校对小语种专业的高度重视，若是在改革开放前，是难以想象的。
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逐步加深对教学工作的体会，逐渐体会到改革开放对一个专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创业初期，匈语教研室只有一名教师，到现在已有4名教师（两位博士、两位硕士），从只能培养本科生，到今天能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从每四年招生一次，到现在隔年就招生，从毕业生只能在所学专业单位工作，到如今除在外事部门工作外，在文化、金融、制造、通讯、旅游等行业都能见匈语专业的毕业生，其变化之大可想而知。再从院系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前，原东欧语系（现为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只有6个专业（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到2018年，全院共开设22个语种（除上述6个语种及瑞典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语外，新增设的语种有芬兰语、荷兰语、斯洛伐克语、克罗地亚语、希腊语、挪威语、丹麦语、冰岛语、斯洛文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和马耳他语），其中15个语种为国内惟一的学科点，在23种欧盟官方语言中，有17种语言集中在欧语学院。
与北外匈牙利外教一起备课
一个专业的变化，一个院系的变化，反映出整个学校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在教育战线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勤奋工作的热情不能变，教书育人的使命不能忘。愿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贡献我们的一切！
来源 | 北外离退休人员党总支
编辑 | 李紫杨
推送 | 党委宣传部融媒体工作室